下一步会不会出现一个成本推动型的通胀？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要关注。
全国新增减税降费0.5万亿元，小规模纳税人六税两费减征政策进一步扩展至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征收率下调的同时给予增值税减免和应纳税所得额减半政策，并继续推迟小微企业税费缴纳时间，上半年累计办理缓税缓费0.6万亿元。可以看出，一方面，同时面临疫情冲击和房地产市场下滑，地方政府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
因此，在稳民生、稳基建成为财政的必要支出项目的同时，财政收入应对突发事件冲击的能力是地方政府维持财政平衡的关键，这就需要地方政府用好财政资金，提升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率，发挥财政支出的乘数效用，形成支出和税收之间的良性循环，才能实现地方政府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图2 2022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支出累计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WIND，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上半年专项债券超1/3用于市政及产业园区建设，其次，用于社会事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及保障性安居工程均在15%以上，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债券主要用于民生和基建领域的项目建设（图3）。西部地区陕西、宁夏、贵州、甘肃支出增速均超10%，主要为节能环保、农林水务、住房保障、社保和卫生健康的支出增速相对较快。三是政策纾困效果明显。
四是天津和吉林财政收入增速的下滑更多在于自身产业发展，自2017年之后财政收入便开始下滑并多为负增长，主要为产业转型中的经济下行，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增速大幅下滑，以及房地产市场低迷下土地增值税、契税等增速下滑明显。土地财政收缩 土地财政收入持续下滑，政府性基金收支背离。房地产行业尚未度过危险期。
因此，下半年财政货币政策要有效发挥作用，需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社会预期，激活经济活力，疫情防控总体政策宜根据中央部署严格执行。越来越多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挣扎在破产边缘，已在现实地考虑退出市场或进行国际转移等。当前10年期国债利率为2.7%左右，1年期利率是1.9%左右，接近历史低点，但还未达到2020年10年期利率的2.51%左右的最低值，还有下行空间。但总体来看，目前的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已经超出一般意义上传统货币政策框架所能有效应对的范畴。
1～4月，剔除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影响后的财政收入为-5.9%，加上土地收入大幅下降，存量债务（含隐性债务）还本付息压力巨大，地方政府资金困难，部分地区甚至大幅下调公职人员绩效工资。明确并严格执行由地方政府自行支付核酸检测费用，严查贪污腐败行为。
三重压力更加突出 2022年，我国经济运行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当前这三重压力更加突出。土地出让收入的大幅下降会加大地方债务风险，隐性债务利息在事实上仍是地方政府的沉重负担。当前已充分挖掘了年初确定的财政盘子，下半年如还需发挥财政政策作用，可根据经济形势需要考虑以下可能的政策：提前发行明年的专项债、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政策性金融（包括结构性货币政策、PPP产业基金及基础设施REITs）。当前，房企中75%左右为民营，但有逾七成的民营房企出现流动性困难而趴下，老百姓几乎不敢购买民营房企的期房。
新注册的主体增速下降，注销主体的数量大幅增加，考虑到当前的信贷和税收优惠政策，企业有动力多注册小公司。2022年以来，疫情频繁反复、俄乌冲突，以及国际上针对我国的压制、脱钩等行为，都是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对当前经济的运行有显著影响。1～4月，房地产新开工面积为-26.3%，土地购置面积为-46.5%，土地出让收入为-30%，土地成交金额为-53%。房地产行业的各项指标仍处于大幅负增长区间，尤其是考虑到4月时，2021年的高基数效应已逐步消失，当前数据已能较准确地反映市场运行状态。
除此之外，一些宏观审慎工具、政策性银行、货币当局的窗口指导等也在不同层面发挥着作用。2022年，政府债的加速发行使得社融保持较高增速，但剔除政府债务后的社会融资持续下行，从1月的9.41%下降到4月的8.97%，较快的下降速度反映出私营部门的需求下降较明显。
产业链及供应链既受国际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了国内疫情防控带来的短期制约。住户和房地产去杠杆 在房价还算相对稳定的环境下，2月、4月和5月的居民部门杠杆率下降比较明显。
这既与疫情期间大家的收入和就业预期相关，也与金融市场与房地产行业的调整有关（见表1）。2019年12月，一般贷款利率是5.74%，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利率是5.62%，当时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低于一般贷款利率，反映出了银行对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偏好。从货币的数据来看，M1同比增速反而有所下降，企业的经济活力仍不足。面对当前现实，可能更重要的是保证经济平稳运行、社会稳定和发展安全。现在的利率水平与历史上其他时候相比已经较低。新增贷款在4月同比少增8246亿元，1～4月共少增1546亿元，自2021年7月以来共少增5290亿元。
私营部门已处于流动性陷阱边缘 当前，市场利率先于1年期LPR政策利率下降，这反映出市场需求不足是主因。在房地产领域，历次的房地产调控都没有改变外部资金净流入房地产行业的情况，行业韧性可见一斑。
近年来，居民存款在实际负利率的情况下出现了大幅度上升且不断上台阶的现象，从2016～2018年的累计不到3万亿元上升到2019～2021的5万多亿元，2022年更是达到了7万亿元以上。总之，此时的货币政策主要是向市场传递宽松信号，营造宽松的货币环境并配合其他主体发挥作用，尽可能地维护金融稳定。
据保守估计，2021年地方隐性债务利息约为2.2万亿元，和当年2.4万亿元的城投债券净融资额相当。在目前经济增长活力和动力受到一定制约的情况下，以及面临国内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和疫情叠加俄乌冲突的外生冲击下，仅靠货币政策很难对经济起到拉动作用。
目前，从财政政策角度，主要有三类工具可用：挖潜优化、提高赤字率和发行特别国债。近期经济的首要目标宜是稳住，不滑出合理增长区间，避免引爆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当时，财政政策受两会无法按期召开的技术性影响，未能充分发挥效能，主要由货币政策承担疫后复苏重担。整车货运流量指数4月同比为-20%，环比为-33%。
在存贷款利率方面，易纲行长曾提到，2022年1～4月新发放贷款的平均利率是4.39%，处于历史最低点。但观察不同种类的贷款利率水平，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显著高于一般贷款利率水平。
7月是大学生毕业季，当前的青年失业问题可能还没有到最严重的时候。市场预期较弱问题更加明显。
近期，房企美元债、信用债和商票、非标融资等违约主体的违约次数和金额都有所增多。这就意味着，在常态下被银行认为是优良资产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现在的利率实际上已高于一般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
票据融资从2021年3月的7.88万亿元上升到2022年4月的11.17万亿元，国有银行的直贴年利率在5月25日仅为1.05%，而5月5日尚为1.75%。明确对采取行政限制的地区，根据地方财力状况的补偿要求，由地方政府对强制隔离和封控人员给予财政补贴。基准利率还有一定的向下调整空间。在俄乌冲突的影响下，国际粮食和能源安全受到了一定威胁，引发国际能源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对我国能源和粮食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挑战，稳价保供的压力更为突出。
更重要的是，我国已有较长时间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制度实践，这一次汇率调整较快说明市场化程度较高，市场平均预期能较快地反映在汇率中，并未产生较明显的汇率扭曲，因而没有引发因汇率扭曲导致的一致性预期的跨境资金流动。可考虑强化地方经济增长、失业率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考核和追责。
由此可见，需求萎缩（甚至消失）是制约当前信用扩张的主要方面。表1 2016～2022年居民新增存贷款情况（万亿元） 房地产行业也仍未度过风险期。
2022年以来，已有多家城投企业的美元债到期不能继续发行，只能转向国内发债。在当前环境下，货币政策的刺激效果有限。